荣昌地处川渝交界，自古受巴蜀文化的影响，探究“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对巴蜀地区的文化的影响，对探寻荣昌文化底蕴有着重要意义。

        追溯四川人的祖辈宗源,常常听到许多四川的朋友说,他们的先辈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到四川的。其中,有不少人说祖籍在湖北麻城和孝感。这不单单是一句口头禅,更是几百年前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写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几分惨烈、几分无奈,然而又是十分壮观恢弘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人口大迁徙。它既是一种难以忘却的伤痛,也有几许客居重建的自豪。

        “湖广填四川”,即湖广一带的人迁徙到四川、重庆一带。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曾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从元末明初玉珍入蜀算起,一次是在明末清初,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这两次移民既有人们为了生存的自动迁徙,更有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的长远利益考虑,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政令移民。“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据元代的行省和明清的布政划分,大致指的是今天的湖北、湖南二省,还包括长江下游部分地区以及广西、广东省北部地区。

        “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的发生缘于四川历史上的两次战祸。一次是在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入侵南宋,由于南宋许多著名将领(如岳飞、宗泽等)全力抗金,江南乃至荆襄一带防守坚固,元军灭宋计划在江淮地区无法实施。于是,元朝统治者便借鉴历史上秦灭楚的方式,先蚕食四川、重庆,然后顺江东下,扫平荆州,进而两面夹击,一举灭掉南宋。1258年蒙古宪宗皇帝亲率10万西路主力军猛攻四川,短时间内便侵占四川大片地区,并长驱直入到重庆的钓鱼城,蒙军强攻四个月未果,而蒙哥自己也因伤无治,最后崩于军中。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的记载。从宋淳熙二年(1175年)到元十九年(1282)四川人口由264万户下降到12万户,人口从约600万人下降到60万人。这时许多外地人便相继入川居住。第二次战祸发生在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带领军队入川由于遭到地方民众的强烈抵抗,几乎每破一城都大肆屠城,再经历清军入川以及吴三桂叛乱的百年战祸,四川人口又一次出现大幅度减少,从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五十万户约310万人下降到康熙24年的18509丁(户),九万二千余人。全省城镇与建筑破坏殆尽,经济濒于崩溃。可以说,在这两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大量新生外来人口的迁入,对当时四川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湖广填四川”也给四川地区带来了诸多的文化影响,随着“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巴蜀文化那种有地方特色与地域风格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冲击,以前四川人的思维沉寂与定势被打破了,而融入了许多新鲜和灵气。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从内敛性走向包容性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述南方文化时说:“南方其气温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巴蜀文化亦是如此,辽阔宽广的四川盆地为中心,奇岭与秀江为点缀的地理环境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长期以来积累起丰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他们温顺柔和、独立谨慎的性格特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四川这一隅之地长期以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其在文化方面也体现出内敛性。但是伴随着几次重大战事的发展,四川经济出现了暂时性的窒息,大量外来人口的出现在文化层面上带来的异样冲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同样的,移民的客家人由于要在新客居地立足,必须面对重重困难,团结互助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他们提倡“天下客家是一家”,要求客居他乡的同族人或同宗人精诚团结。土客文化相互影响与交融是一段接纳、包容和吸收的漫长过程,也造就了如今巴蜀地区人民团结互助、坚忍不拔、开朗勇敢的鲜明性格。

        二、文化的自由、独立性与中原文化的礼法正统性的结合

        巴蜀文化受到南方“苗蛮”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屈原在《桔颂》中描写的那样,具有“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民族特性。同时,巴蜀文化还具有尚武特色以及男欢女爱、自由择偶的民族特点。前者表现在文化上是善于作战和能歌善舞,后者表现在被儒家文化称之的“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是“荒淫之意”的表现。

        “湖广填四川”后,巴蜀文化先前的自由、独立的民族文化特性逐渐与儒家“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以及“重法律、守礼文、系亲爱、畏天命”的传统思想相融合,更增添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完善了其文化体系。四川人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特别看重读书人,有“茅寮出状元”之谚。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想改变境遇,惟一办法就是晴耕雨读,金榜题名,走仕途之路。只有通过读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跻身于官宦行列,才能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以,家境再困难,即使是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作为客家人的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这样写道:“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州,客籍人……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学费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后来我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为了望子成龙,光耀门楣,四川客家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来培养子弟读书。到过四川客家地区的人一定会发现,在其家族祠堂前立有许多石旗杆,那便是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证。

        三、人本主义与天命主义的融合

        在巴蜀文化的各种特性中,均呈现出一种基本精神,这就是作为创造人类文化的主宰者,万物之灵的人的人文精神。在先前的巴蜀文化中,否定和怀疑精神的存在,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上,例如巴人即以“白虎”为图腾,其人死后墓址要求便是“前有鼻梁,后有依靠,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巴人认为白虎便是人死后的余魂,是让人敬畏的。其信仰便是基于其实际观察和熟悉的自然事物。同时,巴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还认识到必须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才能有所收获,肯定了人的主体性。

        而在儒家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不仅要人畏天命、依赖于天,而且一部分人必须依附另一部分人才能生存。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人际关系中的“三纲五常”的准则,便是如此。同时,在儒家文化中,“天”是“黄天”和“天神”的别称。天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由于战乱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也因为迁徙过程中的生离死别,路途艰辛,人民也开始体会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原来的四川人民便和外来的移民一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共同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进程。而移居的客家人从心底深处也以来自中原而感到自豪。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正是靠着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建成了自己的新家园。他们一方面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并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也仿效原乡的形式。另一方面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巴蜀地区人民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活理念。尊重人性、突出人的自主能动主体作用的当地文化与众神为天、众生为奴的儒家文化就像两条红线贯穿于移民后四川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

        从宏观上来看,“湖广填四川”移民,使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它积极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巴蜀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全国其他地域文化保持着一种交流互动的良好联系。

        (独立寒秋)